乾隆先鉴定为真本的“山居图”，与后来安歧家购买来的“富春山居图”，两者有什么同与不同？
相同的是长度高度差不多，画的内容几乎一样，董其昌和邹之麟跋也同。
不同的是画末作者的款识。
乾隆鉴定为真的题款是：子明隐君将归钱塘，需画山居图，图此赠别。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（1338）秋。钤“黄子久印”。
乾隆鉴定为假的的题款是：至正七年（1347），仆归富春山居，无用师偕往。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，兴之所至，不觉亹亹布置如许。逐旋填札，阅三四载未得完备。盖因留在山中，而云游在外故尔。今特取回行李中，早晚得暇，当为着笔。无用过虑，有巧取豪敓者，俾先识卷末，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。十年青龙在庚寅，斀节前一日，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。钤“黄子久氏”“一峰道人”二印。
因款识之不同，所以大家把前者称为“子明本”、或“子明卷”、或“山居图”；后者称为“无用师本”、或“无用师卷”、或“富春山居图”。
至于为什么确定“无用师卷”为真，主要依据是：一、画面本身多用于笔勾皴，极少渲染，披纷苍劲，具有草篆奇籀的笔势。画中多复笔、改笔，与题款中“逐旋填札”意境相符。二、题跋。除自跋外，他人题跋多出自名家之手，内容丰富，紧扣原画，而子明卷则内容贫乏，离题太远。真本的题跋更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流传线索。三、收藏记录和印记。自元代始就有真本的评价或流传记录，明、请记述甚详，且与题跋相符。鉴藏者的印记也与记述相佐证。尤其是画幅上方的吴之矩骑缝印是最有力的凭证。
至于“子明本”为什么要伪托系黄公望画，当然是为了卖钱。然而伪造得可以，以至瞒过乾隆的“龙目”，瞒过许多大臣的“慧眼”。我想一是伪造得有水平。二是乾隆先定成真迹，后来推翻不好意思，有虚荣心。三是大臣或许觉得疑惑，但岂能犯上，拍马还来不及呢。
子明本伴随乾隆从1745年到1794年，他在此图上题跋达54次之多！还盖上密密麻麻的印章！——这无疑有损画面。现子明卷和无用师卷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。
无用师卷是真正黄公绘制的富春山居图，纸本高33厘米，图长636.9厘米，拖尾跋文长324.8厘米。
部分跋文前己说及，另外跋文如下。
黄子久富春山居图系纸本，长尺许，阔三丈余。写付无用和尚者。起至正七年（1347），成至正十年（1350）。未成时恐人巧取豪夺，先书无用本号，后缀成之——见子久自记语。
中后有沈石田（沈周号石田）、文文水（文征明次子文嘉号文水）、王百穀（王穉登字百穀）、董思白（董其昌字思白）、邹衣白（邹之麟号衣白）五跋。其元人及明初人跋，归石田时已经脱落矣。按子久于元四大家中为冠，而此卷又为神来之笔，比之右军兰亭不虚也。入国朝归高江村詹事，詹事以六百金收之。后归王俨齐司农，亦如其直。司农没，仆人挾之来苏，逾月无售者，旋转之维扬矣。计詹事司农品地声势，极一时之盛。今不三四十年，如春花飘零云烟解散。而山人笔墨长留人世间，洵秾华难久而灭寂，者多味外味也。雍正戌申（1728）观于黄鹂坊某氏，时六月二日。
戌申（1728）岁于黄鹂坊某氏，阅黄子久富春山居图时，俨齐王司农家人持卷求售，索直千金，吴中无大力者，将之维扬，后也不知所之矣。乙卯（1735）秋予寓京师，程子莼江于安氏借得此卷，邀余往观，不啻重见故友也。画在明代为白石翁物，后归樊节推家，后归吴明卿。入国朝归高江村，后归王俨齐，迄今在三韩安氏，予既幸前贤名*流传人代著有鬼物呵护其间，又以文人学士不能有之而为之，主者惟侈，宝玩之多，价值之重，以为豪举，此卷亦未为得所也。后有如白石翁者，或更当归之。
右沈德潜二跋
乾隆丙午（1786）年仲冬 臣金士松奉
敕补书
此《石渠宝笈》次等黄公望山居图，乃安歧旧物。沈德潜所为两跋，自明沈周至本朝高士奇王鸿绪所珍藏叹赏者。及归天府以校石渠旧藏富春山居图，始知公望真迹久登秘笈，是卷特仿本之佳者耳。夫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，其境地相违淆于流别者，更何足道。若沈周以下，皆数百年来所称赏鉴家。而此幅又致佳本，当其赞美题识流传。珍奇固自以为人世稀有，壮观而不知一邱一壑之胜，不足与语岱嵩浜渤之境，一吟一咏之美，不足与入礼乐文章之府也。至伏读御制题公望真迹记，因一事获三益，触类于出治用人，即古人一笔墨之妙，而观其遇见，其大盖无在非精义要道之发。以公望之灵思神笔，具仰睿赏之有真，而即此规仿精良者，亦登次等。道无弃材，义有差等。仍命书沈德潜两跋于是卷末，更征化裁，含复之广大也夫。
臣梁国治臣刘墉臣曹文植臣彭元瑞臣王杰臣金士松臣董诰，拜手稽首恭跋，臣金士松敬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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